作者 /穆海亮 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啄木鸟杯”全国优秀文艺评论奖获得者
近年来舞台谍战剧热潮的出现，不单是由于在大力弘扬革命文化、倡导现代戏创作的当下，中国语境中谍战题材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具有充沛的艺术感召力；而且，对于至今尚未走出创作瓶颈和市场低谷的戏剧而言，谍战题材有可能成为探索新的创作空间、拓展舞台艺术表现力的场域，其中也可能孕育着吸引观众、培育市场的潜在希望。更何况，由于谍战题材自带惊险激烈、悬念丛生的美学配置，充溢着“发现”“突转”乃至“反转”的情节质素，无疑具备营造“戏剧性”的天然优势。这一优势意味着，只要依照谍战剧的常规套路，呈现一段曲折传奇的情节，舞台上就很容易“有戏”。然而，取材于江苏籍地下党员沈琬和丈夫华明之真实经历的锡剧《蝶恋花·沈琬》，却无意于借用这样的天然优势，而是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艺术之路，从而令谍战戏曲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美学风貌。
一、抒情诗化的结构和韵致表面看来，《蝶恋花·沈琬》的情节主线与一般意义上的谍战剧并无本质区别。它表现的是以主人公沈琬为代表的隐蔽战线的英雄们，长期蛰伏于国民党内部，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情报，历经考验与磨难之后，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沈琬的经历几乎具备着适宜谍战场面的所有元素。为了帮助姐姐反抗包办婚姻，17岁的沈琬就来到大上海闯荡；接受地下党员、恋人华明之的影响之后，沈琬19岁就潜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并因省主席朱家骅的赏识，而获得了国民党特别党员的身份掩护；后来，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沈琬又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十余年，成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直到蒋家王朝覆灭，她全身而退。伴随其间的，还有亲人牺牲、恋人离散、组织失联、生活困窘、生死危局及灵魂孤寂。这样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如果遵循常规的谍战剧思维，原本能够上演一幕幕扣人心弦、高潮迭起、险象环生又转危为安的好戏。但《蝶恋花·沈琬》的主创，显然并不满足于以表面的紧张刺激博人眼球。该剧采用了谍战剧的题材，却有意规避了习见常闻的谍战套路，在以大写意的方式勾勒出沈琬传奇经历的同时，并未把叙事焦点置于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重心也不在“谍影重重”的揭秘与反转，就连主人公双重身份可能带来的巨大危险，也只做了点到为止的处理。剧中最有可能展现谍战之惊险及主人公性命攸关的场面，实际上都被举重若轻地化解了。第二场《临危》，沈琬遗落在机要室的消字药水瓶被敌人发现，瞬间把她置于险境，但在那位既要面子又护短的秘书处长薛元燕的“神助攻”下，沈琬轻而易举地就以脚气药水搪塞过去；第四场《窒息》，沈琬写给地下党员徐仲航的信落入敌手，几乎使她陷入绝境，然而沈琬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凭借着她与朱家骅的特殊关系以及身为蒋介石、宋美龄随身速记的“显赫”身份，敌特能奈她何？真正对沈琬构成威胁的，或许只有那位深有城府的速记科长徐飘萍，但沈琬那真真假假的“姐妹情”很快就让徐飘萍解除了戒备，原本寒气逼人的怀疑试探和旁敲侧击，迅即失去了杀伤力。如果单从情节来看，这两场戏无疑最具谍战色彩，而该剧却并未对此聚力深挖，舞台节奏外紧而内松，其实并没有刻意营造令人揪心的紧迫感。既然《蝶恋花·沈琬》割舍了最具“谍战味儿”的激烈场面和命运悬念，它就必须找到其它可以替代的审美资源，以保持足够的剧场张力。一言以蔽之，该剧并不以惊险刺激的戏剧情境见长，而是以细腻深沉的人物心境取胜。换句话说，它舍弃了最能发挥谍战剧优势的“外在戏剧性”，而集中笔墨开掘人物灵魂深处的“内在戏剧性”。在全剧的六场戏中，除了前述《临危》《窒息》之外，其余各场的表现重心都不在情节的起承转合，而在人物心灵的激荡。第一场《追光》，表现沈琬由自发到自觉的觉醒过程，她“追”的是自由、民主和爱情之光，并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第六场《惊蛰》，以国民党高官跳梁小丑般的滑稽表演，反衬沈琬的沉着干练，侧重揭示沈琬迎来春风荡漾、旭日东升之后“清朗朗”的心灵世界。最能体现全剧特色的，是第三场《寻找》和第五场《蛰伏》。前者表现“八一三”之后，爱人一去不返，姐姐杳无音信，组织联系中断，沈琬赴上海、到金华，苦苦寻找组织的消息和亲人的下落；后者表现因长期蛰伏而万般苦闷的沈琬，在经历了犹豫、怀疑乃至自我否定之后，更加坚定了对信仰的坚守。有意味的是，这让人印象深刻的两场戏，实际上不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冲突，甚至连显在的人物行动也趋于消失，几乎自始至终都是主人公的内心咏叹。就连沈琬在鬼蜮横行的世界中寻寻觅觅的过程，也是通过一大段抒情唱段展现出来的，其目的并不在叙述“寻找”的行动，而是重在宣泄主人公的惶恐、孤愤、焦虑、痛苦。这种弱情节而强情感，轻戏境而重心境，淡化外在冲突而凸显内心纠结的处理方式，使该剧呈现出浓郁的抒情诗的意蕴。谍战题材的抒情诗化，正是《蝶恋花·沈琬》不同于一般谍战剧的显著特征。《蝶恋花·沈琬》这种抒情诗化的结构和韵味，不一定能以紧张的情节扣人心弦，却能够以充沛的情感动人心魄。那么，这样的剧场效果究竟因何而来，又是如何生发的呢？ 二、“剧诗”传统与现代语汇的交融首先，从戏曲美学角度来看，抒情诗成分作为不可或缺的审美元素，早已根深蒂固地融入戏曲之中了。作为“剧诗”的戏曲艺术，始终注重“剧”与“诗”的融合，这一方面赋予它以情动人的优势和能量；另一方面，在叙事容量和情节密度上，戏曲则不大可能跟影视剧乃至话剧一较高下。正因如此，在表现谍战题材时，影视剧尤其是电视连续剧可以极尽铺垫、照应、悬念、反转之能事，情节可以极尽曲折，细节可以极尽繁复；但是，如果在戏曲舞台上苛求一波三折的戏剧悬念和严丝合缝的细节照应，就势必是以己之短，比人之长。而《蝶恋花·沈琬》的策略，恰是逆谍战剧的“惯性”而行，不追求情节的起伏跌宕，而把最多的篇幅留给主人公内心情感的抒发，这不仅遵循了戏曲艺术规律，张扬了戏曲之长，同时也赋予谍战题材以崭新的美学面貌，昭示出谍战戏曲抒情叙事的更多可能性。此外，《蝶恋花·沈琬》对舞台意境的营造，也契合戏曲艺术的传统韵味。王国维推崇元剧之“意境”，赞其“话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其实这也是传统戏曲普遍的美学追求。《蝶恋花·沈琬》的台口那只飘飘荡荡、随时可能断线的风筝，表征着时代的风雨飘摇，风筝意象两次出现在唱词中，是主人公在困厄中焦急等待的命运投射。剧名借自词牌《蝶恋花》，古色古香中寄寓着剧中的夫妻之恋、信仰之恋；序幕唱起的上下两阙《蝶恋花·沈琬》词，正是以“明白如画”的话语传递出丰厚的意蕴：“历史悠悠烟云度，多少英雄，甚地是觅处？青鬓华发只倏忽，志高终究不辜负。血雨腥风那破屋，蝶恋花儿，是为家国护。泪眼问花花不语，回眸幸未青春误。”抒情言志，借词点题，包含着对沈琬这样的志士志气高远、青春无悔，在家国大义中实现个人价值的礼赞；同时，还暗含着对于时光易逝、岁月无情的感叹，对宏大历史潮流中英雄无语的人文思考。其次，抒情式化的结构方式为《蝶恋花·沈琬》找到了塑造特殊人物形象的恰当路径。众所周知，对于戏剧主人公的塑造，不仅要看她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看她为什么这么做；尤其当表现像沈琬这样使命特殊的人物及其真实经历时，更是如此。沈琬们的辉煌业绩当然令人钦佩，而业绩背后的诸多细节有时可能存在着某些不便言说的敏感性，有时也可能超越了舞台有限时空的承载力，因而剧作把焦点放在揭示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和深层行为动机上，显然比展现其行动本身更具感染力和可行性。这是因为，除了随时可能面对的生死考验之外，这些特殊战线上的英雄们还需跨过重重的心灵炼狱：“初心易得，忠贞难证。”在十四年如一日的等待中苦度年华，这种精神煎熬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更何况，相比前线战士的纵横驰骋，幕后英雄不仅在当时注定默默无闻，甚至在时过境迁之后，他们所有的付出也都可能归结于零，所有的坚守都可能雁过无痕、烟消云散。那么，在灵魂孤寂比肉体创伤更甚的特殊环境中，在与组织的单线联系长期中断的情况下，主人公似一叶扁舟搏击于惊涛骇浪之中，仍然能够始终如一地坚守初心，不是更能彰显信仰的光辉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更能理解《蝶恋花·沈琬》在结构上的匠心：如果以外在的情节逻辑来审视全剧，“追光”“临危”“寻找”“窒息”“蛰伏”“惊蛰”的场次铺排难免略显散淡，甚或动作性不足；但是，如果将其视为主人公的心灵轨迹，则不仅实现了形散而神聚的艺术整一性，而且正是对人物灵魂的开掘使剧作彰显出情感的温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主创对历史浮沉、人性沧桑和生命意义的独特体验。其三，抒情诗化的剧作格调支撑着《蝶恋花·沈琬》对舞台呈现形式的探索，背后则体现着传统语汇与现代技法相交融的辩证思维，以及传统戏曲活态传承的艺术观念。一方面，《蝶恋花·沈琬》以现代而多元的艺术技法，营造出简约而时尚的舞台意象，传递出耐人寻味的多重意蕴，也丰富了戏曲艺术的舞台语汇。该剧最具现代意味的舞台处理，体现在那一排高高低低的阶梯、老年沈琬的出场和歌队式群众演员的调度。舞台后部的阶梯，实体结构和材料质地赤裸裸地呈现于观众眼前，带有构成主义的现代质感，在序幕、尾声以及《蛰伏》一场有着巧妙的运用。序幕和尾声遥相呼应，代表着无数无名英雄的群众演员，从阶梯走上走下、攀登跋涉，这阶梯似乎象征着他们艰难前行的生命历程，也是坚守信仰的精神朝圣之路；在沈琬最为苦闷的时候，发出了如此蛰伏究竟“值不值”的拷问，此时高台上暮年徐仲航的心灵叩问和阶梯上无名英雄的情感召唤成为她的精神支撑，鼓舞她度过了那段至暗时刻。这些无名英雄，从历史纵深处走来，又魂归精神皈依之所，他们照亮了沈琬，沈琬也正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老年沈琬的出场是主创的精心创设，其功能不仅在于实现全剧的时空自由、营造叙事的间离效果，更重要的是，现在是由过去延伸而来的，由现在回眸过去，更能理解过去的意义；由过去烛照现在，更坚信了坚守的价值。两个沈琬的跨时空对话，强化了人物命运的沧桑感，也为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搭建起合适的平台，这一形式及其功能，其实与经典豫剧《常香玉》的“心灵絮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至于歌队式的群众演员，除了在序幕和尾声作为无名英雄的化身登场之外，尤其在《寻找》一场承担着十分重要的功能。伴随着沈琬的上下求索和长篇咏叹，歌队来去匆匆、忙忙碌碌，时而昂扬激愤，时而鬼鬼祟祟，其间隐约闪现着沈琬亲人朋友的身影，转瞬间又变成了魑魅魍魉、汉奸走狗的形象。这样的场面，营造出人鬼不分、忠奸难辨的时代氛围，烘托了沈琬内心的焦灼急迫，其舞台语汇则显然打破戏曲的传统程式，呈现出现代舞的气韵。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探索，使《蝶恋花·沈琬》与传统锡剧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蝶恋花·沈琬》探索的步伐迈得如此之大，却整体上依然能够被人接受和欣赏，就是因为这些形式探索都与该剧抒情诗化的特征相契合，这些现代语汇仍然浸润着传统的基因。由于剧中各场次是以人物心灵维系而非情节贯穿，剧作着力开掘的是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而非外部行动，那么，现在与过去、真实与想象、肉体与灵魂之间的界限就很容易被打破，老年沈琬、徐仲航以及符号化的无名英雄们自然就获得了穿越、超脱乃至反思的“权利”；同时，这些超现实形象尽管“来去自由”，却绝不是任由主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而总是出现在主人公内心情感澎湃、意志强烈的时刻，他们的出场，甚至包括《寻找》一场中那让人悸动不安的群影闪晃，其实都可以视为主人公心灵的外化。更何况，在向来注重主观表现而非客观再现、注重虚拟表达而非写实模仿的戏曲舞台上，时空自由几乎从来没有限度。因而，《蝶恋花·沈琬》看似十分现代甚至西化的舞台处理，其实并不与戏曲美学相悖。国民党八位大员“群魔乱舞”的场面是该剧的一大亮点，它以滑稽而传神的形式活画出反动派自掘坟墓的丑相。这样夸张变形的造型和情态，似乎在卓别林式的喜剧电影以及《升官图》式的讽刺话剧中更为常见，但如果我们将其与传统戏舞台上丑角的插科打诨联系起来，就同样可以视之为对传统语汇的重新激活与当代转化。 三、有待提升的艺术空间《蝶恋花·沈琬》颇具匠心的创意追求值得称道，别具神采的舞台风格也让人眼前一亮。但毋庸讳言，该剧毕竟刚刚搬上舞台，在其艺术创意与舞台呈现之间还有着不短的距离，其艺术完成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剧诗”固然理应饱含“诗”意，可它终究还应该保持“剧”的品格；戏曲当然可以抒情诗化，但终究不是纯粹的抒情诗。因此，戏曲作品可以追求情节的淡化和诗意的营造，却终究不能以对戏剧性的牺牲为代价，情感的浓度终究无法完全取代行动的力度。尤其对于《蝶恋花·沈琬》这样的谍战题材来说，谍战色彩的过度稀释难免会令观众的审美期待难以充分满足。退一步说，如果主创确实要一心打造弱情节的谍战剧，那就必须将对人物灵魂的剖析做到极致，越是在外在冲突上不动声色，就越需要在心灵搏杀处惊心动魄。然而，就目前这版《蝶恋花·沈琬》来看，人物情感虽然充沛，但剧作对其内心纠结与灵魂挣扎的刻画还稍显不足；人物的内心活动虽然强烈，却基本是同一维度的横向叠加，而非层层深入的纵深开掘。这就导致主人公形象停留于单向的突出和片面的鲜明，而立体感、复杂度和动态性有所欠缺。试想，漫漫十四年的潜伏生涯，从粉碎反动派围剿到国共共同抗战，从内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主人公在不同时段经受着不同的磨练，不同情境下的坚守各具不同的意义。如果遵循性格发展的逻辑，沈琬性格的变化该是多么鲜活，其形象的塑造该是多么饱满，其心灵轨迹该是多么富有层次感！值得一提的是，像沈琬这样担负特殊使命的“伪装者”，注定长期戴着面具生活，对于一个有情怀和信仰的人来说，面具与真实自我之间的碰撞、纠葛乃至撕裂感带来的精神痛苦，绝不亚于生死考验，而且情怀越高尚、信仰越虔诚，这种痛苦就会越强烈。如果剧作能够在这个方面凝神聚力，沈琬这一形象就不单单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幕后英雄，而且有可能抵达更具文化意味、人性思辨乃至诗性哲思的高度。而目前的主人公形象之所以稍显单一，既源于其动态发展的曲折过程揭示得不够有力，也在于剧中较多的口号式呼喊，有时遮蔽了源自人物灵魂深处的意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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